#百家说史迎新春#

1953年夏天，罗荣桓既当人民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又管总干部管理部，因为一直太辛苦，没办法继续推进军队改革，只好先去北戴河疗养院休息。

虽然北京正在热火朝天地规划国家建设的大方向，但这些事儿对罗荣桓来说，就像窗外的风景，跟他没啥关系，这让他心里挺着急的。

还好，彭老总那天抽空来看望他，这让他有机会稍微了解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罗荣桓看到彭德怀在那么忙的情况下还挂念着他的病，竟然生起气来了。

甚至，说到激动的时候，直接就当着彭德怀的面严厉地指责他：简直是老顽固了。

究竟是什么事儿，让罗荣桓这么兴奋？为啥他会对来看望自己的彭德怀发那么大脾气呢？

【苏联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

1949年6月，毛主席在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里，代表中国共产党说，新中国会坚定地站在苏联这一边，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把苏联共产党当成了“最好的老师”，这个影响体现在新中国治理国家的很多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不例外。

早在1949年8月，多亏了刘亚楼等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努力，苏联伸出援手，帮新中国建了6所航空学校，派来了878名苏联专家，还卖给了我们400多架各种类型的飞机，全力支持我们中国建立自己的空军力量。

过了两个月，有84名苏联海军专家来到了沈阳，他们由克洛契柯夫带队，目的是为了让大连海军学校的教学和训练内容更加完善。

之后，为了把总参谋部建设得更好，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请来了尼哥尔斯基做顾问。同时，负责总政治部和总干部工作的罗荣桓也请了几位苏联顾问来帮忙指导。

可以说，在建国刚开始那会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项工作里到处都是苏联顾问的身影。

据说，那时候苏联派到中国的顾问大约有1000人，他们在中国待的时间有长有短，短的几个月，长的能达到四五年。这些人大多在中国的政府机关和学校工作，其中空军和海军里的苏联顾问数量最多。

不过，对那时候的好多中共干部而言，“外国专家”的参与说不定并不是啥好事。

1950年11月，中央开始准备建陆军大学时，刘伯承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当时，为了把陆军大学办得更好，周恩来特地找到刘伯承，告知他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已经为他们请了一些苏联顾问，这些顾问会来帮助大家工作的。

一听这话，刘伯承马上就想到了红军那时候，共产国际给派来的军事高参。

所以，刘伯承就婉转地和周恩来商量，想让中央把苏联人的叫法换一下，从“顾问”改成“专家”。

刘伯承这样说他的理由：“顾问嘛，就是帮我们解答问题的，可他们不如专家那么自在洒脱。”

换句话说，顾问说话咱们得多留点神，专家的话就没那么多拐弯抹角了。

专家的建议五花八门，听不听都行，但顾问的意见要是不采纳，很可能会影响到“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

其实，刘伯承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当时中方将领和苏联顾问之间那种复杂又敏感的关系。

就连总司令彭德怀也没能躲过去。

【不可取的“一长制”】

1952年4月12日，彭德怀因为生病从国外回来，他用了“王校长”这个名字，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做了手术。这位打过很多仗的老将军头上长了个脂肪瘤，而当时朝鲜的战事又很紧急。

还好，他的病不算太重，出院后直接在中央办公厅安排的中南海永福堂养身体了。就在那会儿，中央正在商量彭德怀从朝鲜回来后该干啥工作。

政治局开会后决定，彭德怀再次当上军委副主席，并且还兼任总参谋长。

这是他自1947年第一次不当领导后，又一次回到了指挥中心。

彭老总早在1937年红军变成八路军那会儿，心里就不太想继续带兵打仗了。

总参谋部的工作是众所周知的忙碌。

之前担任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刚上任没多久就生病了。接替他的粟裕将军，本来身体就不好，接了这份工作后，病得更重了。就连临时帮忙的聂荣臻，也因为这份工作累到晕倒过一次。

很明显，能当上总参谋长的人，不光军事能力要强，更重要的是得有个好身体。

彭德怀虽然上了年纪，但身体硬朗得很，所以，他只能再次挑起这个军事重担。

不过，这时候的彭德怀碰上的是中国军队改革的新时期，50年代的中国军事圈子里到处都是苏联顾问，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影响有好有坏。

从好的方面讲，有了苏联顾问的帮忙，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建设提速了。

这让解放军不再只有陆军，现在我们也有了完备的海军和空军力量。

在军队组织和编制上，它给我军树立了个好榜样，推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朝着正规化方向前进。

不过，有好就有坏，“一长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一长制”其实就是说，以前苏联的企业采用的一种管理领导的制度。

说白了，就是一个企业里只有一个大老板，他管着整个公司的所有工作安排。

这个制度的好处就是权力统一，能让企业更快地统一安排事情，省去了决策时很多商量的步骤，管理起来更方便，也能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话说回来，这种做法的毛病也很明显。权力太集中，就让领导的位置变得特别关键，万一出了差错，那可就是全输了。

50年代的时候，苏联军队一直采用“一个头儿管到底”的办法，不再设政治委员这个职位，各级军队里都只设一个领导来负责。

所以，到了中国以后，很多苏联顾问多次跟彭德怀说，想让中国军队也采用这种一个头儿管的制度。

1953年上半年，经过苏联顾问的一再提醒，彭德怀开始对这个制度产生了兴趣。

所以，当他把这事儿告诉正在疗养的罗荣桓时，罗荣桓特别兴奋，还说他太不长心了。

【罗荣桓的反对，原因很简单】

罗荣桓是我军政治工作的老专家，他非常清楚政治指导员和教导员在部队里有多重要。

所以，当彭德怀提议实行“一把手负责制”时，他马上就说，有人感觉政治工作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政委没啥大用，这才琢磨着要搞“一把手负责制”。

可要是真这么做了，井冈山时期传承下来的政治工作老规矩，可就得不复存在了。

罗荣桓心里犯嘀咕，主要是担心咱们军队的建设问题。

以前，政委制度是从“三湾改编”发展而来的。这是秋收起义没成功后，毛主席从错误里吸取教训，想出的一个重要办法。在连队里建立党支部，这样一来，党就能完全领导军队了，还打破了以前军阀部队里官兵之间那种简单的雇佣关系。

把部队和党紧紧绑在一起，这才练就出了一支有信仰、有决心，怎么打都打不散、都打不败的钢铁雄师。

我们党实行的“双领导制”和“单一领导制”之间最明显的不同，最初是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部队里体现出来的。

党代表制度最早是从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开始的，那时候主要是为了和中国以前的军校不一样，所以才加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进去。

黄埔军校第一个管政治的主任是戴季陶，但要说到政治工作做得最好、最有名的主任，那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了。

大革命那会儿，叶挺独立团的党代表制度搞得最好。

这支两千多人的队伍里，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这些人按营组建了党小组，他们怀揣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对团部领导的指示坚决执行。在党性和严格军令的双重管理下，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大放异彩，成为一支英勇无畏的铁军。

相比之下，那时候的军阀部队跟它们比起来可真是大不一样。

他们没啥信仰，也没啥远大目标，把打仗就当成是给自己捞好处的地盘争夺战，老百姓都把他们看作是混日子的坏兵。说到蒋介石自己的部队，那更是“一人说了算”的坏处显现无遗。

那时候，他们俩商量了一下，彭德怀觉得自己可能是太冲动了。他很看重这事儿，所以马上决定先回去琢磨琢磨，好好改改自己的建议。

最后，彭德怀在会上建议大家还是保留着政委制度。

事实证明，罗荣桓的看法很有政治头脑，他是对的。

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苏联顾问对中国接二连三地提出了一堆不讲理的要求。

到了1960年7月份，苏联突然把专家都撤走了，毛主席就决定，咱们得靠自己的双手来建设国家，这事儿就这么定了。